尚书左丞朱胜非，以拥立之功，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是为宰相。多方奔走，促成此事的许翰，被免于赴广东任职，升任枢密使，主掌西府。御史中丞秦桧，也被擢升为参知政事，成为副相。
时有“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未授，朝中大臣普遍都认为，这相位八成是留给徐绍的。只不过因为他在陕西大败归来不久，现在暂时不宜相授，等段时间，风波过去，他早晚是要拜相的。
除这些首脑人物以外，其他参与政变的大臣，如刘延庆等，各有升赏。至于耿南仲，因他声名狼藉，惹了众怒，被罕见地降六官，吉阳军安置。王宗濋因有皇亲之尊，仅被免去殿帅差遣。依附耿南仲的黄潜善，待遇要好一些，副相是保不住了，外放端州作知州。
其他旧臣，几乎没怎么变动。一是因为赵谌心慈，二是因为朱胜非等人发动政变，非为清洗报复，因此并不像耿南仲那般痛下狠手。也正因为如此，局势才得以迅速稳定。
五月，赵谌下诏，让挂“中太一宫使”闲职的徐绍暂管“御营司”。同时，按照宋金隆兴和议的约定，遣使团往金国通报消息。
当政变的尘埃落定，人心思稳，朝野有感于隆兴和议所带来的羞辱，都希望新上台执政的朱胜非能有所作为。而朱相也知道人心所思，在上台后不久，就连上三道奏疏。认为现在宋金虽然议和，但女真人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大宋处在这种环境之下，尤其应该“兴兵甲以自备”。而要“兴兵”，不外乎几个条件，钱粮，将帅，壮士。
钱粮，朝廷还承担得起，将帅也还捡得出来那么几个，所缺者，唯壮士而已。御营司的部队，在这次抗金作战中，受的损失不算很大。折家现在在江西练兵，扬州守臣赵点，在和约缔结后，也引部南渡。何蓟统率的常捷军，正拱卫行在，张家兄弟的西京兵，担负着中枢警戒。但这几支兵马加起来，也不过四万人。就算把张所带过来的东京留守司部队，主要是韩世忠岳飞二将的兵力都加上，也才五万出头。
这五万兵马，要保护整个南方，显然是远远不够的。有鉴于此，朱胜非认为，应该以管干御营司的徐绍为首，节制诸军，大力充实行伍，选智勇兼备之将，授以兵柄，务求打造一支能保南方平安的王师。长江以北沦入金人之手，南渡之民极多，都是拖家带口，居无定所，食不裹腹的流民，应该从这些人当中招募士兵，如此一来，非但军队得到补充，百姓也因为“一人从征，而全家得活”。
赵谌年方十六，于朝政素无经验，于是趁每月四次例行看望太上皇的机会，求教于其父赵桓。赵桓刚刚丢了皇权，实在不习惯当个清闲的太上皇，因此对儿子的求教表现出审慎的积极。他告诉赵谌，宋金实力悬殊，恢复暂时无望，但要保住江南半壁，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是必不可少的。并让他依据惯例，开详议司讨论。
赵谌又去问亲手给他披上黄袍的祖父，赵佶也是这个意思。心里有底的新帝，便亲自主持详议司，结果，朱胜非、秦桧、许翰、徐绍等大臣，无异议通过。
朱胜非“兴兵”的主张里，除了保全江南外，另一个重点就是守蜀。他认为，若四川不保，则江南亦危。要守住蜀地，先就要从陕西下手，要“御敌于蜀门之外”。陕西虽然丢了最为富庶的东部，并遭受大败，但尚余泾原、环庆、秦凤、熙河四路，十几万西军。若善加经营，仍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仍然可以作为大宋西北部的长城。
要经营陕西，首先就要川陕合治。因为现在陕西丢了关中平原，物资补给，大多依靠四川。而西军已经退至大散关一线，把守着入蜀的门户，如果川陕整合，对抗金来说，是有利的。
这个意见，朝中大臣多持赞同态度。太上皇和太皇太上皇也认为确有必要，赵谌遂以诏书的形式，罢四川宣抚司和陕西宣抚处置司，正式批准成立川陕宣抚司。注意，只是“宣抚司”，而非“宣抚处置司”，少了“处置”两个字，也就是意味着没有“便宜行事”的权力。这也与宋金议和，转攻为守的政治气候分不开。
川陕宣抚使的人选，没有多大的异议，普遍认为四川宣抚使徐处仁主政四川数载，政绩显著，没必要更换，川陕宣抚使就是他了。原陕西宣抚处置司判官王庶，在陕多年，功劳苦劳都有，为了抚慰这位勤勤恳恳的老臣，川陕宣抚副使的位置不为过。
徐绍此时动用自己在朝中的影响，为儿子徐良，成功争取到川陕宣抚判官的差遣，徐六一跃进入川陕宣抚司最高决策层。
但他为儿子谋了福祉，就不得不放弃另一次机会，那就是替某位侄子，谋求陕西最高军事长官的差遣。
在详议司讨论川陕问题的时候，就检讨了陕西兵败一事。徐绍自陈，之所有鄜州惨败，主要责任在他，是他乐观估计了敌我态势，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反攻，投机心理致成了大错。
要知道，徐绍在朝中，是以文武兼备而闻名的。他在陕西都吃了败仗，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打仗，真的要倚重武臣！术业有专攻，运筹帷幄，谋篇布局，行军摆阵，临敌指挥，那就应该是武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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