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郑朗的话没有作用。
你让我站我就站,你让我走就走啊,说好听的我这叫不着相,不好听的叫你调不动我。义海准备起身离开,重显依然坐着不动,说道:“郑施主,我在明州动身之时,找到你撰写的那本中庸,特地看了一遍。”
“那是儒家的书。”
“你现在不同样在看佛家的经义律论?”
“不得己看之。”
“贫僧也是不得己看之。”
郑朗不由笑了起来,道:“好,我听你说一说。”
居然给了他一次机会。
“我在你书中看到了八个字,事可适止,矫枉过正。”
说得不大对,郑朗中庸主要写的是根据不同情况变化与时俱进的进行调节,但重显这样说也无不可。这个八字换成一个,叫变。无论做任何事,都有一个度,比如宋朝对武将的控制,叫失了度,毕竟是冷兵器时代,将他们权利剥削得一干二净,武将如何发挥作用?这就注定了军事的软弱。
郑朗道:“大和尚,你也算说得有理,如果我不知道度,那么这纸上写的不是傅奕十一条,而是联道会昌灭佛!!”
六字吐出,几个和尚脸上再次变色。
这更是佛教史上的巨痛。
武则天将佛教抬起来,不是佛教给了武则天兵将钱帛支持,而是舆论的支持,替武则天鼓吹她为帝的合法性。然后佛教一法不可收拾,危害严重。实际宋朝佛教危害也严重,出家的僧尼、侵占的田地、逃匿的户数、减免的税赋,比唐朝佛教鼎盛之时不少半分,不过宋朝庞大的经济与人口总量,使宋朝的佛教危害变得看似的不那么严重。
再者,宋朝更严重的是冗兵冗官冗政,这三者之危害那一样都比僧尼带来的危害大上几十倍,所以在研究宋史中,许多历史专家忽略了这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大烂疮放在宋朝身上不算什么,但放在唐朝可怜巴巴的经济上,危害立现。因此李峤、狄仁杰、辛替否、姚崇、李叔明、韩愈都曾上书反佛。一直未果,直到唐武宗,为佛教所侵,不得不下诏说,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出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于此,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女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官舍,晋宋梁齐,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致也。
一诏下完后,开始灭佛。
实际这段历史不是诏书所写的那么光明正大,主要是唐武帝李炎偏爱道教,赵归真荐引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共同在唐武帝面前攻击佛教,才引起这起灭佛事件。
但不能说这道诏书没有作用。
不一定象诏书里所写的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女不蚕,有受其寒者,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士农工商,宗教的良性作用便是感化百姓,扬善去恶。可也有一个度,若是四十万人五十万人为僧为尼,以唐朝后期可怜的经济能力,如何承受?即便是感化,也不需要这么多人,在落后的生产力下,必然产生许多深远的影响,减少粮食生产、税务、劳力等等。
发起灭佛事件是因为崇道引起的,可这次灭佛却是良性的,会昌二年,唐武宗令僧尼中犯罪者与违戒者还俗,罚没财产,充入两税。四年,敕令毁拆凡天下房屋不满两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其僧尼全部还俗,也就是拆毁所有中小型寺院,以及一些让朝廷不满的寺院。五年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佛寺僧尼。七月下敕两都两街各留寺二所,每寺仅给僧三十人,上都长安左街留慈恩寺、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庄严寺,其节度与观察使以及同华商汝等各州,各留寺二所,分三等,上留二十僧,中十人,下五人,其余僧尼一律还俗。所有非保留寺院,全部拆毁,铜像钟磬销毁铸币,铁像交给本州铸做农器,金银宝石销付度支。八月,宣告天下,拆寺四千六百所,还俗僧尼两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招提、兰若拆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这还是在唐王朝力衰、藩镇割据下取得的战果。不然此次佛教将会遭遇灭顶之灾。就是这样,一直到宋真宗后期,佛教才渐渐恢复到天宝鼎盛的局面。
重显艰难的说道:“郑施主,佛教如那样,道教必然也会产生新的弊端。”
说得很含糊不清,这就象大户人家一样,一朝灭亡了,许多士族大户消失,新王朝进行田产分配,可新王朝确立后,必然又有许多权贵。因此民间多有夫妻二人吵架时,女子抱怨婆家没有好公公,是穷家,正是这种原因。父亲是李刚,自己上位会更容易,比如韩亿的八个儿子,吕夷简的四个儿子。不管什么教,百姓需要宗教信仰,朝廷也需要宗教对政权进行舆论的辅助,不扶立佛教,就要扶立道教。寺院侵田,道观不侵田?
“是有,如果那样,再灭道教,扶持其他的宗教,反正佛教是外来宗教,为什么不能扶持白帽回回(***教)、蓝帽回回(犹太教)、祆教?就是你们佛教当中还有诸宗,区别开来,将数宗定为邪宗,打压大部,扶立小部,也能达到武昌灭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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