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外，晋商还竭力兴办文会，为士子应考前研讨、切磋制艺提供条件……所谓文会，出自‘君子以文会友’一语，然而到了本朝成化以后，却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教育组织形式，在江南各地广为设立。如苏州、金陵、杭州、绍兴等地诸文会，均常年开讲席、立讲师，以供士子们切磋技艺。虽然山西的文气没有江南浓重，但晋商们凭着不计血本的投入，硬是把大量的制义名师请过去，不仅在城市中常年开坛，甚至还定期下到乡村开讲，以惠及农村士子。
为了使这种‘集一乡,一族之士偕攻制义’，通过名师指点、同朋相照来提高水平的文会能正常运行，晋商们不但慷慨提供会所饮食，还对文章最佳者给予奖赏，可谓煞费苦心。但这样做的效果也很明显，使山西从一个科举落后省份，一跃成为不让江浙独美的科举强省。以至于某个县里没考好，人们都会说，这是因为学堂和会馆没搞好的缘故，其重视，可见一斑。
二是慷慨捐输科举资费，为应考士子提供经济保障。这年代，科举考试是个奢侈的玩意儿，不但要求士子脱产，所需花费也十分的高，而且是越来越高……除了束脩、书本纸笔、饮食之外，还要蛰见大小座主、会同年及乡里官长。等到中了举人后，还要酬醉公私宴饮、赏劳座主仆从与内阁吏部之舆人，以及来年去北京的差旅之费、试卷之资，花费更要倍增。
‘读书断不能不多费钱’，其花费等闲人家根本负担不起。归根结底，这还是一场有钱人的游戏，‘贫寒士子刻苦攻读，一朝功成金榜题名’的桥段，基本上只能存在于戏曲话本里。然而晋商打破了这一条鸿沟，纷纷慷慨解囊，只要能考上府县学，无论廪生、增生还是附生，都会得到他们的资助。若士子一旦中举，晋商们不仅会将前面提到的费用全包，还会为其打点人情，走通关节，提供最周到的服务。
三是积极捐建考棚、试院和试馆，为应考士子提供舒适的考场与寓所。不夸张的说，山西各县各府的考棚、试院，是全国最好的。当过一任山西督学的诸大绶，曾在信中十分感慨的对沈默讲过，山西一个县里的试院：‘正中为重门、为甫道、为阶。中为水鉴堂，两廊为童子列号，舍八百余座。右为花厅，左为书房，后为厄厨，前为大门门东西为鼓吹楼，共屋数十间……此等试院，天下千百县莫敢比肩，比之各省贡院亦不遑多让。’
更能体现晋商诚意的，是他们在南京、北京，为参加乡试、会试的士子们，所兴建的舒适寓所。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内，财大气粗的晋商们，设立了足足二十多所会馆，甚至细化到各府……如太原会馆、蒲州会馆、扬州会馆之类。这些会馆大多规模宏大、设施齐全、环境优美，使举子们有宾至如归之感,得以从容应考。
沈默当年进京应试时，就曾经到过‘蒲州会馆’参观，至今印象深刻。那会馆建在昔日首辅李贤的宅第，屋宇宏敞、廊房幽雅，内有三大套院和一个花园。套院里有专门悬挂写有本邑中试者姓名匾额的文聚堂,有祭祀朱熹和历代名臣的神楼，有戏台，还有碧玲珑馆、奎光阁、思敬堂、藤间吟屋等，花园里有云烟收放亭、子山亭、假山、池水，占地达三四十亩。
仅仅一个府的会馆便如此，更不要提面积最大的山西会馆、最阔的扬州会馆了。这些会馆作为‘公车下榻之所’，其主要目的就是为本邑、本府的士子入京应试服务。虽然平时也会提供给同乡客商，赚取一些运营费用。然而一到大比之年、科场数月前，这些闲杂人等便必须搬出会所，更不能停顿货物，以免影响举子们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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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知道晋商对教育舍得投资，但亲耳听到王瑶娓娓道来，东南缙绅们才真正被震撼了……他们没想到，晋商对家乡士子科举的扶持与资助，不仅力度大，而且具体周全，诚意十足。可以说，山西能改变科举面貌，涌现出杨博、葛守礼、王国光、王崇古、张四维等这样一批批的优秀人才。中式人数也位居全国各省前列，号称极盛，这与晋商在财力上不遗余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当然晋商们再精明不过，绝不会做赔本买卖，直接间接得到的好处，比起每年百万两银子花费，还是大赚特赚的。
王瑶其实没有说得太细，比如晋商们会采取贿赂考务、疏通关系等方式，来帮助尽可能多的举子会试。还会在其高中后，继续为其打点人情，走通门路，好谋得一个最有利的发展，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伎俩，人家当然不会讲出来。但仅就他笼统讲的三条，就足以让在场每个人陷入深思了。
“有付出就有回报，”片刻后，沈默的声音慢慢响起：“单独帮助一个学子，可能得不到回报，甚至他会忘恩负义。但帮助的人多了，便会形成一种传统、一种风气，让那些忘恩负义者无地自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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