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她。瓦莉亚的眼睛盯着弟弟，低声问他：
“要是彼得留拉匪兵再打回来，那怎么办？”
谢廖沙第一次认真地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当然跟大家一道走。但是你怎么办呢？妈妈到时一定会伤心得不得了。”他默不作声了。
“谢廖沙，你替我写上名字吧。别让妈妈知道，除了你我之外，也别告诉任何人。我一定尽力帮你，这是比较好的办法。”
“就这么办吧，瓦莉亚。”
回城的时候，谢廖沙顺路去家里看看。
面对母亲的责骂，他默不作声，没有还口。但是，当父亲开口骂他时，他立刻反守为攻，把父亲驳得哑口无言。
“爸爸，你听我说，当初德国人在这儿的时候，你们搞罢工，还在机车上打死了押车的德国兵。当时你想到过家没有？想到过的。但是你还是干了，因为工人的良心让你这样干。我也想过咱们的家。我明白，要是我们不得不撤退，你们会因为我的缘故受到迫害。但是要是我们胜利了呢？我们就彻底翻身了。家里我是待不住的。爸爸，这个不用说你也明白。那还有什么好闹的呢？我做的是正事，你应该支持我，帮助我，可你却扯后腿。爸爸，咱们讲和吧，这样，妈也不会再骂我了。”他温和地笑着，一双纯洁的、碧蓝的眼睛注视着父亲。他相信自己是对的。
扎哈尔·勃鲁扎克局促不安地坐在凳子上。他微笑着，在好久没有刮的、又硬又密的胡须间露出了发黄的牙齿。
“你这个小滑头，反倒来启发我的觉悟？你以为挎上了手枪，我就不能用鞭子抽你？”
不过，他的话语里并没有威胁的口气。他不好意思地犹豫了一下，然后毅然把他那双粗糙的大手伸给儿子，说：
“谢廖沙，开足马力干吧。既然你正在爬大坡，我绝不会让你刹车。只是别撇下我们不管，常回家看看。”
一个炎热的中午，柯察金的母亲挎着一个小包袱从车站走回家里。她听着阿尔焦姆讲述保尔吃官司的事，哭得十分伤心。她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无以为生，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替她弄到一份口粮。
有一天黄昏，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快的脚步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他就喊了起来：
“保尔来信了。”
保尔信上这样写着：
亲爱的哥哥阿尔焦姆：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不过不很健康。一颗子弹击中了我的大腿，可是现在已经快治好了。医生说没伤到骨头。你不必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康复的。我出院之后，也许可以得到假期，到时我一定回家看你。母亲那儿我没去成，现在已经成为红军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也许，你们已经听到过英勇善战的科托夫斯基的名字。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我非常敬佩我们这位旅长。母亲回家了吗？要是她在家，就说小儿子在这里向她亲热问候。请原谅让你们担惊受怕。
你的弟弟保尔
阿尔焦姆哥哥，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转告这封信的内容。
又及
母亲又流了许多泪。这个粗心的小儿子连医院的地址都没写。
谢廖沙经常到车站上那节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牌子的绿色客车车厢去。共青团区委书记谢廖沙不知不觉中和丽达亲近起来。他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书报，还带着一份朦胧的欣喜，那是由短暂的会面激起的。
师政治部的露天剧场每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轨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夜以继日地工作。车上设有印刷室，各种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深夜，他送丽达回车站，师政治部工作人员都住在车站上。突然，谢廖沙自己也感到十分意外地对她说：
“丽达同志，为什么我老想看见你呢？”接着他又补充说：“跟你在一起真愉快！每次和你见面之后，我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愿意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停住了脚步，说：
“你听着，勃鲁扎克同志，让我们来个约定吧，今后你不要再做这种抒情诗啦。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就像一个受到训斥的小学生似的，脸涨得通红，回答说：
“我跟你说这话，是把你当做知心朋友，而你却这样对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言论吗？丽达同志，今后我当然决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握她的手，逃也似的跑回市区去了。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到车站上去。
丽达到革委会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
“你怎么了，伤了你那小市民的自尊心了？你想让私人的事情影响工作吗？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于是，一有机会谢廖沙又到绿色车厢里去了。
接着，市里召开代表大会，谢廖沙也参加了。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他跟全体代表一起带上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追剿扎鲁德内所率领的彼得留拉残余匪帮，整整追了一天一夜。回来后，他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到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紧紧地握住她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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