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穿得那样漂亮，她委屈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人穿得一样；要是你不方便带我去，我就不去好了。”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了色的制服或短上衣里显得那样格格不入，保尔感到十分难堪。同志们都把她看作外人。她也觉察到了，所以故意用挑衅的、轻蔑的目光看着大伙儿。
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穿粗帆布衬衫的码头装卸工，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看保尔，又瞟了冬妮亚一眼，说：
“那位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吧？”
“是我。”保尔生硬地回答。
“哦——”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可不像咱们的人，倒像资产阶级。怎么能带她到这里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住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来了，懂吗？她对咱们并无敌意，至于在穿戴上，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你总不能光凭穿戴来判断一个人吧。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刺儿，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几句难听的话，但是克制住了，因为他知道潘克拉托夫的话代表了大家的意见。于是，他把一肚子的怒气都撒到冬妮亚身上了。
“我早就跟她说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他俩的友谊开始出现裂缝。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在渐渐破裂。
又过了几天，其间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交谈，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庸俗的个人主义越来越让保尔觉得难以容忍。
他们两个都清楚，感情的最后破裂已不可避免。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秋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准备做最后一次交谈。他们斜依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灰暗的水流在栏杆下面闪烁。一艘拖轮慢腾腾地从巨大的桥孔里钻出来，逆流而上。它的轮翼无力地拍打着水面，后面还拽着两艘大肚子驳船。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将各家的窗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阳，满腹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情真的会像这落日的余晖一样暗淡消失吗？”
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已经谈过了。当然，你知道我曾经深爱过你，而且即便是现在，我对你的爱还可以恢复，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保夫鲁沙了。那时候我可以为了你的眼睛从悬崖上跳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十分惭愧。如果是现在，那我说什么也不会去跳。可以拿生命冒险，但不应该是为了姑娘的眼睛，而应该是为了别的事情，为了伟大的事业。如果你认为我首先应该属于你，然后才属于党，那么，我不会成为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其他亲人的。”
冬妮亚悲伤地注视着碧蓝的河水，两眼噙满泪水。
保尔望着她那熟悉的侧影和她那浓密的栗色头发，不禁对他曾经那么疼爱又那么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一股怜悯之情。
他温柔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对她说：
“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吧。让我们一起为消灭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千斤重担，和我们一道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没你那么高，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污辱你，但是丘扎宁是红军中的堕落分子，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对你不友好，但是你为什么要打扮得像去参加资产阶级的舞会呢？是虚荣心害了你：你说你不愿意穿上肮脏的军便服。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但愿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第二天，保尔在街上看到一张布告，签名的人正是省肃反委员会主席费奥多尔·朱赫来。他不由得心头一震。他好不容易才找到他办公的地方，但是卫兵不放他进去。他软磨硬缠，卫兵几乎要把他抓起来。不过他终于达到了目的。
他们见了面，彼此都很惊喜。朱赫来已经被炮弹炸去了一只胳膊。他们当时就把工作问题谈妥了。朱赫来说：
“你暂时还不适宜上前线。你就在这儿跟我一起搞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吧。你明天就来上班。”
肃反委员会繁重的工作损害了保尔的神经。他经常头疼得像针扎一样，可是还得站到月台上去。
有一天，他突然看见谢廖沙坐在一列满载着弹药箱的敞车上。谢廖沙一下子就跳下车来扑向他，差点儿把他撞倒。谢廖沙紧紧地抱住他说：
“保尔，你这鬼家伙！我一眼就认出你了。”
两个朋友都不知道，互相该问些什么、说些什么才好。自从他们分手以来，经历过多少事情啊！他们相互提出一大串问题，可不等对方回答，自己又说开了。他们甚至连汽笛声都没有听见。直到列车缓缓地启动了，他们才松开紧搂着的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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