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它那破旧的车身回车库了。柔和的月光照在窗台上，也照到床上，宛如铺了一条淡蓝色的被单。
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记着日记。细细的铅笔尖迅速地滑动着：
五月二十四日
今天又想把一些印象记下来。
哪里找得出时间写日记呢？此刻夜已深了，我才拿起笔来。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马上要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这个消息使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是非常好的同志。谢加尔这一走，我们的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就要散伙了。昨天我们大家在他那里一直呆到深夜，检查了我们那些“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把开了头的事情继续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青年人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发性，他只知道用他奔放的情感去生活。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往往会使他多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能成为他最适合的指导员。我祝您成功。我到了莫斯科以后，别忘了给我来信。”临别时他这样对我说。
明天杜巴瓦就要带柯察金来。现在我把杜巴瓦描述一下：他是一个中等身材、肌肉发达、身强力壮的人。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零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清除出团省委的三名委员之一。给他辅导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杜巴瓦似乎是柯察金的朋友。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该睡了。
如火的太阳烧烤着大地。车站天桥的铁栏杆被晒得滚烫。保尔站在天桥的最高一层台阶上，他看见了丽达。她比他先到，正仰望着那些从天桥上往下走的人们。
保尔在离她三步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她没有看见他。保尔怀着一种平素少有的好奇心仔细观察她。她穿着条纹衬衫，下面是蓝色的粗布短裙，肩上搭着一件柔软的皮夹克。蓬松的头发映衬着晒得黑黝黝的脸。她站在那里，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缝着眼睛。保尔第一次用这样的目光审视着他这位同志兼老师。同时，他也第一次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共青团省委会的委员，而且也是……不过他一发觉自己竟出现这种“荒唐”的念头，马上责备起自己，并且立刻招呼她说：
“喂，我站在这儿，已经看了你一个钟头，你却没有看到我。走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两人走到了检票口。
昨天，省委决定委派丽达代表省委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还派保尔当她的助手。今天他们必须乘车出发，可这相当不容易。车次太少，车站由一个掌握全权的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该小组的通行证，任何人别想进站。这个小组派出执勤人员，把守住所有的进出口。
保尔和丽达拼命地挤着，可怎么也进不了月台。
保尔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进出口，他领着丽达穿过行李房，走进月台。他们好不容易才挤到第四号车厢跟前，只见一大堆人拥堵在车门口，一个满头大汗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无数次地重复着同样的话：
“告诉你们，车厢里早已挤得满满的了。车厢之间的连接处和车顶上是不准站人的，这是命令。”
人们怒气冲冲地朝他冲去，把交通管制五人小组所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举到他的鼻子跟前。每一节车厢的前面都是一片争吵声、谩骂声。保尔看出想用通常的办法乘上这趟车是不可能了，但是又非上不可。要不然，他们就赶不上团代会了。
保尔把丽达叫到一旁，把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她：他先挤上车，然后打开窗子，把她从窗口拉进去。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任何特别乘车证都管用。”
他接过丽达的皮夹克穿上，把手枪往兜里一插，故意把枪柄露在外面。接着他把装食品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边，独自朝四号车厢走去。他毫不客气地把旅客推开，一把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你到哪里去？”
保尔回头看了这矮壮的肃反工作人员一眼，然后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调说：
“我是军区特勤处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否都持有五人管制小组发的乘车证。”
那个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朝他外露的手枪柄瞥了一眼，用袖口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冷冷地说：
“好吧，只要你挤得上去，你就检查好了。”
他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竭尽全力往里面挤。有时还得伸手抓住上层的铺位，身子悬空，从别人的肩膀上荡过去。他挨了数不清的责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中间。
“你这个挨千刀的，究竟打算往哪儿闯？”当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踏到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的时候，她朝他破口大骂道。这个胖女人足有二百多斤重，勉强挤在下铺的边沿，两腿中间还夹着一只油桶。所有的铺位上，都塞满了铁桶、箱子、布袋、竹筐子。车厢里闷得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会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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