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境线——就是两根柱子。这两根柱子面对面地竖立着，默默地互相敌视，代表着两个世界。其中一根柱子刨得很光滑，像警察岗亭那样漆上了黑白相间的线条。柱顶上面牢牢地钉着一只独头老鹰。对面六步开外处，竖着另一根柱子。柱顶上是一块铸有锤子和镰刀的铁牌。虽然这两根界桩都竖在一块平整的地面上，但是这两个世界之间却隔着一道难以逾越的万丈深渊，谁也休想不冒生命危险就跨越这六步的距离。
别列兹多夫这座偏僻的小镇就坐落在国境线旁。保尔在这里身兼两职，既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又兼任新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在安娜那里举行那场亲切的晚会以来，已经八个月过去了。但回想起来好像只是不久以前的事。保尔把一大堆文件推到旁边，靠在椅背上，陷入了沉思。
那是在八月份，铁路工厂团委派他作为团组织的负责人，乘上抢修列车，赶往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他们这一百五十人组成的抢修队，从一个车站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造成的创伤，清除残破不堪的车厢。直到秋末，列车才把他们送回工厂。各车间都欢迎这一百五十名工人归来。在安娜那里，又可以经常看到保尔了。他额上的那条皱纹舒展开了，也常常可以听见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大笑声。
一天晚上，当许多年轻人聚集在安娜那儿的时候，保尔出人意料地戒掉了一种多年养成的不良嗜好。他几乎从小就抽烟，那天却毅然决然地宣布：“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这件事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有人提出看法，说习惯比人的意志厉害，并举出抽烟这个例子。接着大家争论个不停。保尔始终没有参加争辩，但是塔莉娅点名要他发表意见。于是他直率地说：
“当然是人支配习惯，而不是习惯支配人。难道我们还能得出别的结论吗？”
茨维塔耶夫在角落里喊了起来：
“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保尔就喜欢来这一套。要是当场戳穿他的把戏，结果会怎样呢？问他自己抽烟吗？抽的。他知不知道抽烟没有好处？知道的。那就戒了呗——可惜戒不掉。不久前他还在小组会上‘传播文明’呢。”说到这里，茨维塔耶夫改用嘲讽的口吻冷冷地问道：“让他回答我们，他那骂人的习惯有没有改掉？凡是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骂是骂得少了，可是一骂起来就很凶。传教容易做圣徒难哪。”
一阵沉默。茨维塔耶夫的尖刻腔调，大家听了都觉得不舒服。保尔没有立即答复。他慢慢地从嘴上拿下烟卷，揉成一团，然后轻轻地说：
“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抽烟了。”
过了片刻，他又补充说：
“我这样决定，是为了自己，多多少少也是为了茨维塔耶夫同志。要是一个人不能改掉坏习惯，那他就一钱不值。我还有个骂人的恶习。同志们，我还没有彻底摆脱这个可耻的习惯。不过，就连茨维塔耶夫同志也承认，不常听到我骂人了。脏话是容易脱口而出的，比不得抽烟，所以我这会儿还不敢夸口立刻和这种恶习一刀两断。但是骂人的习惯我总归是要彻底改掉的。”
入冬以前，很多顺着河水放下来的木排堵住了河道。秋水泛滥，这些木排被冲散了，顺着水流往下游漂去，眼看大批木料要损失了。索洛缅卡又派出本区的共青团员去打捞这些珍贵的木头。
保尔·柯察金不愿意落在同志们后面，虽然正患着重感冒，也瞒过大家，照样参加劳动。但是一个星期以后，当码头两岸木头已经堆积如山的时候，他却发高烧了，冰冷的河水和秋季的潮湿唤醒了沉睡在他血液中的敌人。他得了急性风湿病，住院两个星期；出院以后，他也只能“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过了几天，一个毫无偏见的委员会确认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且给他领取退休金的权利，但是他愤怒地拒绝了。
保尔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心爱的工厂。他拄着拐杖，忍着剧痛，慢慢地挪动脚步。母亲曾几次来信，要他回去看她。此刻他想起了亲爱的老太太，想起了她在临别时所说的话：“只有在你们生病或受伤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们。”
在省委会里，他领到两份卷在一起的党团组织关系证明。为了不引起更大的伤感，他几乎没有同任何人告别，就乘车到他母亲那里去了。接连两个星期，老人家不断地用药熏和按摩医治他那两条肿胀的大腿。才过了一个月，他已经可以丢开拐杖走路了。胸中荡漾着喜悦，黄昏又变成了黎明。列车把他送到省城。三天后，组织部开了一份介绍信，派他到省军事委员会去，担任地方武装的政治工作。
又过了一个星期，他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营的政委。共青团区委会又交给他一项任务，要求他把分散在新区各地的团员召集起来，建立一个团组织。瞧，生活变化得多快啊！
这里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人数很少，全区一共只有十九个布尔什维克。他们紧张地进行着苏维埃的建设工作。在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区里，一切都得从头做起。由于靠近边界线，他们随时随地都得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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