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和达雅来到莫斯科，借住在一个机关的档案库里。这个单位的领导帮助保尔住进了一家专科医院。
直到现在保尔才体会到，当一个人拥有健康和青春活力的时候，坚强是比较简单和容易办到的事；只有在生活如同铁环般把你紧紧箍住的时候，坚强才是光荣的业绩。
从保尔住进档案库那个晚上算起，已经一年半过去了。这十八个月里他所遭受的痛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在医院里，阿韦尔巴赫教授坦率地告诉保尔，恢复视力已不可能。如果将来有一天炎症能够消失，可以试着给他做个瞳孔手术。他建议先进行外科治疗，消除炎症。
他们征求保尔的意见，保尔表示，凡是医生认为必要做的，他都同意。
当保尔躺在手术台上，手术刀割开颈部，切除一侧的副甲状腺时，死神的黑翅膀曾经碰过他三次。但是保尔的生命力十分顽强。每次，经过几个小时提心吊胆的等待之后，达雅总是发现丈夫尽管脸色如同死人般惨白，可是毕竟还活着，而且跟往常一样镇定和蔼。
“别担心，小姑娘。要我进棺材可没那么容易。我还要活下去，而且要大干一场，有意跟那些医学权威的结论捣捣乱。他们对我病情的诊断完全正确，但是硬说我百分之百地丧失了劳动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咱们还是走着瞧吧。”
保尔坚定地选择了一条道路，决心通过这条道路重返新生活建设者的行列。
冬天过去了，春天叩开了紧闭的窗户。失血过多的保尔挺过了最后一次手术，他觉得再也无法在医院里呆不下去了。十几个月来，每天看到的是周围各种病人的痛苦，听到的是垂死病人的呻吟和哀号，这比忍受自身的病痛更为艰难。
当医生提议再做一次手术时，他冷冷地拒绝了。
“不用了。我已经做够了。我已经把我的一部分鲜血献给了科学，剩下的留给我自己派点别的用场吧。”当天保尔就写信给党中央委员会，请求帮助他在莫斯科定居下来，因为他的妻子就在这儿工作，而且他本人再继续到处求医也毫无意义。这是他头一次向党请求帮助。莫斯科苏维埃对他的信作了批复，拨给他一间房子。于是，他怀着永远不再回来的唯一愿望告别了医院。
那间简陋的房子坐落在克鲁泡特金大街一条僻静的胡同里，保尔觉得，这已经是至高享受了。半夜醒来时，他还常常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远离医院了。
达雅已经转为正式党员。她顽强地工作着。不管个人生活遭遇了多大的不幸，她并没有落在其他突击手后面。群众非常信任这个沉默寡言的女工，她被选为工厂委员会的委员。保尔由于妻子成了布尔什维克而感到自豪，这大大减轻了他的痛苦。
巴扎诺娃医生出差到莫斯科，前来看望保尔。他们谈了很久。保尔激动地告诉她，自己已经选定了一条道路，力争在不久的将来重返战士的行列。
她看见保尔两鬓已经长出银色的发丝，不由得低声说：
“我看得出，您经受了很多磨难。但是您仍然没有丧失您那永不熄灭的热情。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呢？您作了五年的准备，现在决定动笔了，这很好。可是您怎么工作呢？”
保尔笑了笑，安慰她说：
“明天他们会给我送来一块格子板，是用硬纸板刻出来的。没有这东西我写不成字。上一行和下一行常常串起来。我琢磨了很久才想出这个办法，那就是在硬纸板上刻出一条条长格子，使我的铅笔不会写到格子外面去。当你看不见你所写的字的时候，写字是很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我坚信这一点。我曾经试了很久，但是怎么也写不好。现在我开始慢慢地写，每个字母都写得很小心，结果相当不错。”
保尔开始写作了。
他打算写一部描述英勇的科托夫斯基骑兵师的中篇小说。书名自然而然就跃入了脑海：
《暴风雨所诞生的》。
从这天起，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这本书的创作上面。慢慢地，一行接一行，写成了许多页。他忘却了一切，沉浸在书中的人物形象当中，也初次体验到了创作的痛苦。那些鲜明难忘的场景那么清晰地重现出来，但是他却无法将它们转化为文字，写出的字句是那样苍白无力、缺乏激情。
凡是他写好的东西，都必须逐字逐句背下来。否则，线索一断，写作就受到了阻碍。母亲忐忑不安地注视着儿子的工作。
在创作过程中，他经常必须凭着记忆整页、甚至整章地背诵，弄得他母亲有时候觉得儿子好像发疯了。在他写作的时候，她不敢走到他跟前。只有在替他把滑落到地板上的稿纸一张张捡起来的时候，才胆怯地说：
“保夫鲁沙，你还是干点别的事情吧。哪儿见过像你这样，写起来没个完的……”
看见她这样忧心忡忡，保尔不由得笑了起来，并且向母亲保证，他还没有到完全“发疯”的地步。
构思中的小说，已经写完了三章。保尔把手稿寄到敖德萨，请科托夫斯基师的一些老同志提意见。他很快就得到了赞许的回答，谁知手稿竟在寄回来的途中被邮局丢失了。六个月的心血白费了。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非常后悔没有复制一份，就把唯一的底稿寄出去。他把自己的损失告诉了列杰尼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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