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因为地广人稀，加上民无余财不怕迁徙，走到哪儿都不怕没地种，少数刁钻之徒，一块地祸祸三年变成黄沙土后，就换个乡县当流民，没人认识的地方，再伪装成良善，找新的地主租地，再种一两年祸祸完了再换地方。
说句良心话，大多数陕西百姓，其实一开始本性也是纯良质朴的，他们也不想，但是少数耍诈刁民混在其中，官府又不能禁，而如果有人当了老实人，地主也未必能保证‘我好好施肥维护水利的田地，未来也能一直交给我种’。
说不定他承诺施肥、承诺兴修水利时，问地主要的条件是‘田租只收我两成、或者三成’，地主一开始为了骗人种地时施肥、维护水利，假装答应了。
可一旦土地维护好了，过几年隔壁有流民过来，一开始开价更高，假装愿意给地主四成地租，那地主说不定就‘可怜这些可怜人’，把好地换给他们种了。
原本在这块好地上施肥、维护水利的农民，其‘永久租佃这块田’的利益不得保护，久而久之，大家都只好急功近利，竭泽而渔。无论做农民还是做地主的，都是好人没好报，老实的先饿死，最后近二十年大浪淘沙，陕西全剩黄土，良民贤绅也都饿死，越刁钻越狠毒地越能活下来。”
沉树人听完这番长篇大论，才算是彻底陷入了震惊。他唯恐方以智总结得不对，还专门摊开那本孙传庭的笔记仔细研读对照。
许久之后，他终于确定，这一切，就是后世经济学里几个最简单的效应：
对地主，那是公地悲剧；
对农民，那是劣币驱逐良币。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后世普通看官也都能懂：后世只要在农村待过的，或者至少在抖音上看过农民吐槽农业纠纷的，一般都知道这几点常识。
在21世纪，一般国内租种一亩地，根据地的好坏，最便宜大概一年四五百地租，贵的好地，七八百近千都有。
但是有一种地，地租特别贵，那就是租去种西瓜的，几乎在国内都至少要1500块一亩每年。
这是因为现代西瓜特别能吸收土地里的养分废料，地种过一年西瓜后，就要休耕一年，再轮作豆科植物固氮增肥恢复地力。再好的田，三年种一轮西瓜最多了，差的田甚至要六七年才能再种西瓜。
所以给瓜农的地租要特别贵，1500一年，为的就是把后续养地的年份的租金也提前收了。而最歹毒的骗子，往往就会签约时跟出租方说把地拿去种别的，如果出租者疏于监管，他们就偷偷改种西瓜，然后只租一年，把地力榨干种废后提桶跑路换地方。
沉树人后世在抖音上刷到的那些闹出大事的租地纠纷，基本都是违约偷种西瓜的。
而如今陕西存在的问题，性质上，其实就跟诈骗偷种西瓜差不多逻辑。一开始是少量擅长诈骗的奸徒，利用人口不足，用一个比较高的承诺地租，骗到好地来种，实际上用破坏式竭泽而渔的种法，过几年就提桶跑路。
然后谁老实谁吃亏，老实人活不下去，最后被逼模彷。
说到底，是大明的法律太不健全了，官府对户律的规范太粗陋僵硬，又没有类似后来清朝那样更完善的“永佃权”条款，也没有西方的“地役权”条款。
有一说一，沉树人虽然是皇汉，哪怕他穿越之前，对大明的情感也绝对碾压清朝。但在经济问题上，朱元章这个控制欲巨强又什么都不懂的家伙，实在是为大明遗祸了几百年。
大明的经济治理，但凡有宋朝几分之一的灵活性，鼓励性，明确性，都不至于最后这个死法。
朱元章的仇商，对细分经济权益的保护，太落后了。他还不让改大明律，只让加，以至于后世皇帝也没办法，而官僚集团又乐见其成，巴不得这样和稀泥，给他们更大的操作空间。
如果大明的律法能管宽一点，细一点，多保护一些如今还没被定义的权利，那这些情况绝对会不一样的。
比如，官府要是严格执法，“农民跟地主签了约，我保证每年种田都好好施肥，保证每年付出两个月劳力维护这块地区的水利灌既系统，那么你就得保证我至少能种这块田二十年，不能中途因为别人承诺比我交更高的租子就换人换地”，确保落实到位。
这样，就相当于是至少有了清朝完善程度的“永佃权”，农民不会担心他在这块地上付出的长期劳动、需要长时间才能回本的那些利益，中途被夺走转走。
就好比后世，一个国家的法律，要规定店主承租了房子之后，在装修折旧老化年限到期之前，房东不能涨租金，那这个国家的实体店商业才会有人好好干、用长期主义的心态去干。
如果允许装修完了随便涨租，那谁不想短平快赚快钱？竭泽而渔？当然是捞一票就提桶跑路了。
当然，权利义务都是相对的，在严格执法、立法，严惩“随意转租有农民长期劳动附加值的土地”的地主的同时。
对于那些一开始带头偷奸耍滑种地不施肥、或者类似于后世“诈骗式种西瓜破坏耕地的”农民，也要一碗水端平的严惩。
绝对不能因为他是农民，他就绝对正确，不惩罚——惩罚少数农民中的刁钻奸徒，恰恰是在保护大多数农民中的老实人，让他们不会被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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